一般的二战电影似乎有一个安全的框架，老公一到晚上就像饿狼一样没有人敢轻易踩红线，以至于，一旦和二战相关联，不可避免地把镜头把准死亡和人性中的鲜血淋漓，少有人去关心个体的情感，人们所共知的是创伤后应激的抵触是受害者预设的反应，老公一到晚上就像饿狼一样具有生命力的部分被认为是肢体表演的道具，他说，“像她这样的女人，不会蓬头逅面地出现在别人面前的”，所以要穿红衣、高跟鞋，要克制自己的情感，和丈夫的重逢是“牵牵手，把头枕在肩膀上”，他是根本无法感同身受的。同样幸存的莱娜自杀了，说“和生灵的距离比起来，我离死亡的距离更近一些”，莱娜劝她去特拉维夫，而她不信，她想重生，她以为一切可以重新来过。爱，也许确实爱过，可丈夫的灵魂也随战争死去了，纵使她走路的姿态，笔迹，一切都是原来的样子，他也认不出她了。佩措尔德几乎是瞄准心灵的靶子发射的镜头的子弹。